酒店订餐、自己下厨、大厨上门……年夜饭你会怎么选？******
酒店订餐、自己下厨、大厨上门……年夜饭你会怎么选？
预制菜成年夜饭新宠
湖南华天大酒店推出预制菜外带年夜饭等服务以满足消费者过年期间的多元需求。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阳 摄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范宏欢
除夕将至，又到了一家人举杯共饮、恭迎新年的温暖时刻。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家宴之一，目前，不少长沙人已将年夜饭在哪吃提上日程。
记者了解到，长沙各大星级酒店纷纷推出丰盛的年夜饭大餐，部分酒店已经一桌难求。为满足消费者更多元的需求，部分品牌饭店推出年夜饭外送、大厨到家、新年礼盒等服务。一些商家也通过预制菜外带年夜饭、私人定制等新消费模式吸引消费者。
2000元至7000元的年夜饭套餐最受欢迎
“我们一大家子十来个人，大家觉得还是出来吃方便一些。”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他提前了解了长沙多家饭店、酒店的年夜饭套餐信息，最终选择了一个定价5388元的套餐，“有将近20道菜，赠送小吃和饮品，还有几张可以日常使用的现金券，感觉比较划算。”
目前长沙市场上的年夜饭套餐价位从千元到万元不等，其中2000元至7000元的套餐最受欢迎。套餐接待人数除了8至15人的中、大家庭，也有餐饮店推出3至6人的小家庭年夜饭套餐，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例如湖南华天大酒店推出的3599元一桌10位的年夜饭套餐，其中就涵盖了山珍乳鸽汤、蒜蓉粉丝蒸鲍鱼仔、干锅小花螺等16道菜品。
菜色上，餐饮商家也尽量在传统年菜中进行调整，推出自家主打菜，力争在年夜饭市场中进一步打造自家品牌形象。例如，老许家大蒜炒腊肉作为传统湘菜品牌，年夜饭套餐更注重湘味，菜品均为传统湘菜。万达文华酒店则在菜单上加入粤菜等菜系，更注重菜系融合。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推出年夜饭套餐，在原有菜品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春节硬菜，有1388元的8人餐和2188元的10至12人餐，菜品包括八宝果饭、三鲜杂烩、海参大盆菜等。”老许家品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所有门店的包厢基本订满，公司正根据春节期间的客流量预测来对员工排班进行调整。
预制菜成年夜饭爆款
除了餐馆里的年夜饭，预制菜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春节餐桌。
“我和老公没有掌勺底气，父母年龄又大了，不希望他们辛苦，所以今年计划订一些预制菜，除夕晚上加热一下装盘就可以吃了。”90后白领胡悦说。记者发现，随着90后、0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方便又快捷的预制菜成为新宠。
在长沙各大商超的熟食区域，新年预制菜已经被摆在显眼位置。在华润万家蔡锷路店熟食区域，摆放着扣肉、腊鸭肉、剁椒蒸鱼等适合湖南人口味的预制湘菜，此外，还有羊杂煲、牛肉煲等系列预制火锅，不少消费者前来询价、购买。
一些老牌餐饮品牌也纷纷把招牌菜做成预制菜，联合电商平台开辟“年夜饭预制菜”购买专区。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今年年夜饭，她已经在网上买了一套5至6人年夜饭家宴套餐，包含6道冷菜，8道热菜，以及2份点心，大年三十晚上只要简单加工就可以开吃，省时又省事。
除此之外，长沙多家星级酒店均推出预制年菜礼盒，保质期30天到60天不等，受到消费者的喜爱。长沙圣爵菲斯酒店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今年比较火的预制菜品有全家福火锅、黄焖牛腩钵、怀化麻阳鹅、梅菜扣肉、香芋煨风吹鸡等，目前已预定近200份，均在过年当天送餐到家。
星厨上门享受私人定制
扫码看花式年夜饭视频 拍摄 剪辑/董阳
“无意中看到酒店有大厨上门服务，就预约试一下。”家住岳麓区的徐女士这几天正在为年夜饭的事情操心。出去吃，人有点少，普通外卖又感觉不太正式，高品质酒店推出的大厨上门，倒是可以考虑。
近段时间，“上门代厨”成了热门话题，不知不觉火了起来。长沙多家酒店也抓住这一商机，在春节期间推出了星厨上门服务。湖南华天大酒店星厨到家主厨朱宇介绍，春节期间酒店推出了“星厨到家”品鉴套餐和尊享套餐，其中品鉴套餐售价2000元，包含十二道菜品，客人需自备原材料，厨师上门根据宾客要求提供烹制服务，尊享套餐则按300元每人起订，可选用固定菜单也可自点菜品。“用餐完毕后，我们还会为客人提供增值服务，负责餐具清洗、餐厅厨房区域的保洁卫生。”朱宇说。
此外，湖南顺天黄金海岸大酒店也推出了星级大厨到家服务，涵盖2999元/席的玉兔迎新套餐和4399元/席的瑞兔呈祥套餐。一些长沙地道湘菜馆也在春节前夕推出了大厨上门定制服务。无论是星级酒店还是连锁餐厅，都在主动寻求创新，以迎合不同消费者多元需求、注重烹饪品质的特点。
“今年以来生意经历过起伏，如今正步步向好。”长沙一家餐企老板表示，市场的火热让他重燃对餐饮业的信心，随着新年到来，相信生意会越来越好。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